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由柔石陪同到景云里17号去见鲁迅。从此，冯雪峰与鲁迅建立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两人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有战友之情。鲁迅因雪峰而密切了与中共的关系，雪峰则因鲁迅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这次见面话不多。正如柔石事先所说的，鲁迅对不熟悉的人，尤其是初见面的人，话极少，但熟悉以后，话是很多的。雪峰心想，以后相熟了，先生的话会不会多起来呢？
果然，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非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雪峰决计也搬到景云里住。当时柔石住在学云里23号，就为他在景云里11号甲找到一间空房间。
1929年2月，雪峰迁入景云里。这11号甲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17号前门，所以雪峰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在这时期，雪峰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上下。可以说，数量之多从“五四”以来的三十年代初，没有一个译者可以同他相比。其中，1929年一年里，雪峰出版的译著就有6种，翻译论文发表了7篇。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在合作中，这两个“偷运军火给奴隶”的人，友谊加深了，相处更融洽更密切了。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不仅多于其他人，即使与鲁迅交往十分密切，也住在近邻的柔石，日记中也只有31条。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10月，雪峰校对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鲁迅给他50元校对费，雪峰心知这是鲁迅帮他解决生活困难，当面难却，只好收下。第二天就给鲁迅写信，并把钱还给他。但鲁迅仍坚持把钱给雪峰。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2、3点钟。
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记叙：“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
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说了两点：一、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是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先生决定。选派冯雪峰当这个“调解人”倒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既没有卷入论争又与论争双方都有良好关系。他这时候已经获得了鲁迅的信任，是个可以在鲁迅面前说说话的人。而与创造社后期的骨干，如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是闸北文化支部的同志，甚至是一个党小组的人，而且私交不错。大约在1929年10月的一天吧，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了，果然，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二是他对雪峰有一种信任感，觉得他的话很在理。三，更为重要的是，雪峰在平时与先生谈话中，已多次讲到先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了些，没有看到“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不仅是挂一块招牌，而是有社会基础、有现实要求的。鲁迅接受了雪峰的这个意见，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由于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作记录，于是雪峰在大会后的三、四天内，尽量搜索自己的记忆，将鲁迅在会上谈到的，以及平时谈话中涉及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作为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冯雪峰经常处在矛盾之中。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工作中也存在着盲动主义和关门艺术等“左”的倾向，冯雪峰也不能不顺从。另一方面在鲁迅执著现实注重实际的精神感染下，他对“左”的东西仍有的抵制，并时时注意维护鲁迅不受“左”的侵害。他曾多次说服左联当时的领导人，不要勉强鲁迅参加一些冒险的公开活动，如当时“左联”热衷搞的散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等。左联的常委会也不要每次都要鲁迅出席，事后向他汇报就行了。茅盾当时就因没有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而引起一些左联成员的不满。雪峰就为茅盾解释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弱，不必要求他参加了。茅盾问过雪峰，左联为什么没有吸收叶圣陶、郑振铎加入？雪峰说，多数人不赞成，我也没办法。左联因嫌郁达夫不积极，开会表决除名，只有雪峰、柔石等投反对票，鲁迅也表示，雪峰的态度是对的。1936年4月，中共又派他回上海，因为被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同中共失去联系已近两年，此次雪峰回上海，中共特别嘱咐他先找鲁迅，茅盾，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了解情况后再去找党员。因此雪峰到上海后，就这么做了。周扬、夏衍都对雪峰“先党外后党内”的做法产生了误会，再加上他们与鲁迅存在的矛盾，对雪峰意见更大了。雪峰一到上海鲁迅就把周扬等人如何“摆布”他的情况说了，恰恰这时胡风也来鲁迅家找到冯雪峰，说了不赞成周扬提出“国际文学”口号的话，于是经二人商议并得到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由胡风著文提出，不料引起周扬的激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两个口号”的大论争，周扬与雪峰的对立情绪更为严重了。雪峰来上海的任务中，对文艺界原只是“顺带管一管”，不意一到上海便陷入漩涡中，使他不得不花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这无尽的纷争。鲁迅有一天曾“开玩笑”地跟雪峰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我吧！”雪峰很认真地连忙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联想到瞿秋白被党内左倾宗派主义陷害而牺牲对鲁迅的刺激，鲁迅是不是已意识到一旦周扬们掌权后会发生什么事？雪峰越来越为先生这种抑郁心情而担忧了，何况先生的身体已日益恶化。于是他一面向鲁迅解释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消除他的误解。又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期平息这场论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茅盾向周扬转达停止论争的要求，但周扬不予理会。雪峰已尽力了，然而不仅在当时没能解决，而且还延续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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